第2章 陈教授
不是因为我教过书，是因为我擅长设计精巧的骗术，像“教授”教学生一样，手把手教手下怎么引诱受害者上钩。
现在想起这个称呼，只觉得讽刺。
如果当年我把这份“心思”用在正路上，或许就不会辜负父母的期望，也不会伤害那么多人。
我叫陈默，2000年出生在云南边境的偏远小镇。
那里群山叠嶂，唯一一条通往县城的盘山公路，绕着山转了几十道弯，坐车要走三个多小时。
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祖祖辈辈靠务农为生。
我记事起，父母就没睡过懒觉。
天还没亮，他们就背着农具往田里走，露水打湿了裤脚也不在意。
夏天太阳最毒的时候，他们弯着腰在烟田里除草，后背的衣服湿得能拧出水；到了烘烤季节，更是连轴转，夜里要起来好几回查看烤房温度，生怕烟叶烤坏。
就算日子这么苦，他们也总把最好的留给我：村里孩子穿补丁衣服时，母亲会省下饭钱给我买新的；邻居孩子啃馒头就咸菜时，父亲会把卖烤烟的钱换成我爱吃的水果糖。
“默子，读书才有出路。”
父亲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，为了让我安心上学，他们还接了各种零工——春天挖药材，夏天采野菌，秋天收玉米，冬天砍柴火。
每次我周末回家，都能看见他们手上的新伤口，可他们对着我笑时，从来不说累。
初中时，我是班里唯一一个每天能吃到煎蛋的学生。
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从鸡窝里摸出仅有的几个鸡蛋，给我煎得金黄酥脆。
我至今记得，蛋黄在阳光下泛着油光的样子，还有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时，眼里藏不住的满足。
可我还是让他们失望了。
中考落榜后，父母卖掉了家里唯一的牛，凑够了职高的学费，送我去县里读计算机应用专业。
“默子，好好学门技术，将来找个正经工作。”
父亲送我到学校时，握着我的手反复叮嘱，掌心的老茧硌得我手疼。
刚开始我确实认真学了一阵，可很快就没了耐心。
职高的课程对我来说太简单，老师教的基础操作，我看两遍就会；更让我失落的是，同学们聊起未来，不是去工厂打工，就是回家种庄稼。
我看着县城里开豪车的人，心里总憋着股劲：“凭什么我要一辈子困在小地方？”
从那以后，我开始频繁逃课，跟几个不安分的同学泡在网吧里。
白天打游戏，晚上琢磨怎么赚快钱——父母每个月打来的生活费，全被我花在上网、买游戏装备和请客吃饭上。
母亲每次打电话问学习情况，我都敷衍着说“挺好的”，然后匆匆挂掉，怕多说一句就露馅。
班主任找我谈过好几次，每次都气得手抖：“你父母供你上学不容易，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？”
我低着头不说话，心里其实清楚：我不是学不会，是根本没把心思放在正路上，满脑子都是怎么一夜暴富。
2017年春节，职高一年级的寒假，表哥陈阳回了家，他彻底变了个人：穿的西装料子发亮，手腕上的劳力士表在太阳下晃眼，开着锃亮的奔驰，给长辈带的礼物都是进口的，给每个亲戚包的红包，比我父母一个月的收入还多。
长辈们围着他夸个不停，说他做“高科技工作”，在大城市一个月挣好几万。
“默子，在学校混日子没前途，”表哥拍着我的肩膀，说得天花乱坠，“跟我出去闯，保准能赚钱。”
我被说动了，回家跟父母摊牌：“在学校也是混，不如早点出去赚钱。
表哥能带我，肯定比我自己瞎混强。”
父亲皱着眉欲言又止，最后只是叹了口气：“默子，你大了，自己拿主意。
但记住，做人要踏实，不能做违法的事。”
母亲红着眼圈给我收拾行李，从箱底翻出个布包，里面是她攒了半年的零钱：“默子，这钱你拿着，出门在外别委屈自己。”
我心里酸得发紧，却还是装作无所谓：“妈，我跟着表哥不用花钱，你留着吧。”
2017年春节刚过，我跟着表哥离开了家。
可他没带我去大城市，而是绕了好几个弯，从边境的小路偷渡到了境外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自 2015年中国警方联合柬埔寨等国打击电诈后，不少电诈分子都逃到了缅北。
从泰缅边境的妙瓦底、大其力，到佤邦、果敢、木姐，这些“三不管”地带，成了电诈园区的温床。
我们的目的地，是木姐的“钻石园区”。
那地方像个独立的小世界：里面有商业街、饭店、KTV、赌场，甚至还有个小医院，霓虹灯白天也亮着，看着热闹，却处处透着诡异。
每道路口都站着穿绿色制服的保安，背着各式枪支，眼神警惕得像盯着猎物。
整个园区里，挤着上百个电诈公司，老板几乎都是中国人，大多来自东南沿海省份。
他们带着钱来租地、买设备，当地武装力量就占干股分成，还派安保队看着，防止有人逃跑。
我所在的公司算园区里的“小厂”，人数不多。
强哥是福建人，西十多岁，很少露面，每次来都带着两个保镖，穿名牌西装，戴金丝眼镜，手指总转着玉扳指，不说话时，整个办公室都静得吓人。
他不管具体业务，只负责跟当地武装和“上面”打交道，园区里的事却没一件能瞒过他。
公司的核心人物，除了表哥这个“业务主管”，还有西个人：“技术总监”老杨，三十多岁，以前是国内某大厂的高级工程师，据说因泄露代码被开除，辗转来了这里。
他是个技术狂，整天埋在电脑堆里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，很少跟人说话，却管着整个公司的网络和诈骗平台——没有他，我们连受害者的信息都查不到。
“人事主管”阿珍，三十岁左右，看着温柔可亲，说话轻声细语，手里却握着不少人的“把柄”。
她专门从国内招人，用“高薪客服出国打工”当诱饵，把人骗到园区后，就收走身份证，再通过“洗脑培训”逼他们干活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她以前是传销组织的骨干，最擅长拿捏人的心理。
“财务总监”老李，五十多岁的胖子，在东南亚混了二十多年，黑白两道都有关系。
他管着资金流转和洗钱，我们骗来的钱，经他手转几道弯，就变成了“合法收入”。
表哥是“业务主管”，管着我们这些一线“业务员”。
他手下分了五个小组，各管不同的诈骗项目：有冒充公检法说“你涉嫌犯罪”的，有装客服说“商品退款”的，有搞“投资理财”画大饼的，还有专门骗单身女性的“杀猪盘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