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被劳务派遣到迪拜当保姆两年，临走前雇主送我个木盒，打开傻眼了

两年前的那个冬天，我的人生被一场车祸撞得粉碎。
我唯一的儿子，刚满二十八岁的王强，被一辆闯红灯的渣土车撞成重伤，下半身彻底瘫痪。
医生说，想重新站起来，手术加康复治疗，至少要八十万。
八十万，这笔钱对我这个在村里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来说，就是个天文数字。
我卖了老家的房子，挨家挨户地磕头借钱，也才凑了不到二十万。那段时间，我天天守在王强的病床前，眼泪都哭干了。
「妈，别管我了，这就是我的命。」王强躺在床上，这个一米八的汉子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。
我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，哭着说：「强子，你胡说啥！只要妈还有一口气，就一定把你治好！」
就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同村的远房亲戚给我介绍了一个活儿——去迪拜给有钱人家当保姆，两年合同，包吃包住，一年能挣四十万。
我这辈子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，更别说出国了。可一想到病床上的儿子，我什么也顾不上了。
「芬姨，那边人家要求高，不让用智能手机，只能用他们提供的内部电话，两年不能跟家里联系，你能接受吗？」亲戚问我。
不能联系儿子，我的心像被刀剜一样疼。可为了那救命的钱，我咬着牙点了点头。
临走前，我偷偷买了一部最便宜的老人机和一张不记名的电话卡，塞进了内衣的夹层里。我总觉得，心里不踏实。
告别那天，我没敢让儿子知道。我怕他拦着我。
我只是隔着重症监护室的玻璃，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把他的样子刻在心里，然后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踏上了去机场的车。
飞机起飞的那一刻，我的眼泪终于决堤。
我告诉自己，张桂芬，你不是去享福的，你是去挣命的。为了强子，你得像个爷们儿一样撑住了！
飞机落地迪拜，一股热浪夹杂着陌生的香水味扑面而来。
接我的是一辆黑色的宾利，司机穿着笔挺的制服，见我提着一个破旧的蛇皮袋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轻蔑。
车子开进了一片像是皇宫一样的别墅区，最后在一栋三层楼高、带着巨大游泳池的白色别墅前停下。
我彻底傻眼了，这